“真爱难辨，往事长存。”在《真爱遗事》一书中，研究华人社会的学者潘翎，以女性作者细腻的笔触，突破学术理性的藩篱，深切传达了各个时期社会观念对爱情这一事物的影响，以及个人差异造成的收获与缺失。这一观念内涵的历史性更迭对近现代国人爱情观的影响的确是不容忽视的，对当代人更具有启发意义。相对于单纯的文学史记述，作者的深情书写使“往事”获得了社会学意义的“长存”，和鸣于人们遍存心底的对真爱的追求。
《真爱遗事》潘翎 著 宋菁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木版印刷的《西厢记》插图，张生思念着崔莺莺
《牡丹亭》描绘了杜丽娘的爱情之梦
现代汉语借助“恋爱”阐释了中文语境下的“爱”，它们以现代主义风格的字体出现在《伟大的恋爱》这本书的封面上。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这个词说了好久，却难得让大家有一个近切即视的感受，太多人沉浸在自我生活的小洪流中，日常流淌与折冲回转的交织，让人觉得当下一切不就是一种理所当然吗？停下来思忖检讨，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常起觉照”，让自己惯于反思；一个是遭际横来，于悲喜错愕中反躬自问。无论哪种，超脱一点看看来路，也许能更好地把握未来所趋，从而将宏观理性和当下境况、自身愿望与人性质地结合起来综合运筹，或能在AI甚嚣的今日，创造几个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出来，提高之后几步的人生质量，使事情落实、心愿顺遂，也是一种来自人心的算法。比如这个常会惹人“轻易悲伤”的爱情，其实是一个奢侈而严肃的话题，一个一般人想碰不敢碰、想谈又笑谈的情感存在。
其实，浪漫的爱情是一种普遍而典型的人性特质，有着超越语言文化的普遍意涵。作者潘翎在书中洞察到私人情感与动荡历史交织中人性的昂扬与沉沦，呈现了现代中国作家引入并沉浸于自由恋爱的人生苦乐。
新体验 旧相识
“爱情在中国是一种新的体验，‘就那么一点点，在中国却要走几千年’”，这话听上去有些绝对，但也不无道理。话分两头。如果说爱情是现代意义上具有“自由与神圣”体验的身心合一，那这个“走”无论从何时算起，恐怕到现在都还在沉浸式体验中。在更多认知层次上去把握和切入爱这种体验，继而跃升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集体意识，尚需群体积累和时间赋予。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当时的社会上包办婚姻很普遍，同时私相授受、离家出走也不罕见。包括号称“中国娜拉”的张爱玲母亲，“既是旧时代的淑女，又是五四时代的新女性”，但正因是处于观念陡然横披过来的年代，冲击大反应也大，人生轨迹变动力道也大。在那“从一而终”还顽固扎根于绝大多数头脑的年代，被视为与“家里有汽车或出了科学家一样摩登的事情”的离婚她就尝试过两次，第一次女儿才四岁，第二次几乎是法律刚通过就离了。受同样观念冲击的很多同代人与此类似，放飞自我与人生责任只能择其一端，于是自伤伤人也多，艳闻韵事见诸报端也多，文艺作品记录灵肉悲苦也多，过犹不及。
然而如果回望看一看这上千年，中国人的爱情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很难说自古以来更习惯称之为“情”的男女私事中就没有一点点现代意义上的爱的质素。谁敢说不想通过“情”的门径款曲到“爱”的那一步呢？心心念念的“终成眷属”不就是到了那一步吗？当现代的“爱”来到中国之前，其实中国人已经为“情”构造了一个充满勇敢、深沉而又不乏牺牲精神的情感王国——钟情、相思、不渝，惜别、悼亡、抱恨，诸般种种与西方对爱的认知别无二致。王国维在言及自己的学术转向时曾说“颇知西人数千年思索之结果，与我国三千年前圣贤之说大略相同，由是扫除空想，求诸平实”，学术如此，爱情亦然。这么看，爱情的本质应被视为人性永恒而共通的内容之一，情境不同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所谓现代意义，在贯通古今的爱情梦想中就这样被消解掉了一部分，所谓“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难道不神圣？
可以说，西方的问题是螺旋渐进中为观念演进迟滞付出的社会与人生代价。东亚大地则是囿于礼教的刻印和约束。西方社会学者多批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没有自由和权利，完美女性不过是待在屋里的“家庭天使”，而我们历朝历代都有女性作者委婉表达身为女人的遗憾。是的，中国人的“情”一直在礼法这一外衣的涵盖统摄之下，这是至今尚未完全消解掉的集体无意识。因此，相对而言，比起西人的直接和追慕，东方的爱情表达不得不更为小心谨慎，半遮半露，含蓄幽怨。正话反说也好，乍暖还寒也好，恨不当初也好，烟柳细雨一腔愁怨也好，都是兀自一番怨艾悲切的心思。那桥上，总有一星如月看多时……
新宇宙 难忘怀
“一项研究表明，截至1937年，中国年轻人的婚姻有一半以上是由父母包办的，确切地说是54.72%。这似乎说明，年轻人的自由度非常低，但如果我们再往前推20年，也就是1917年，这个比例高达100%”。《真爱遗事》一书记录了这一真实的历史情形。
直至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历史进程对社会人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涤荡冲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再是婚恋领域的权威话语，个人选择的恋爱婚姻跃上舞台。20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回顾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日新月异时，欣慰于旧式家庭及其观念制度的土崩瓦解，妇女地位显著提高，婚姻制度亦得革新。这被认为是中华大地有史以来在社会领域取得的最大成就。
时至今日，世界早已打开，融合互鉴成为主题，爱情和爱情观也不例外。时间线上看，中国社会生活中真实浪漫爱情戏的上演虽始于近代，却也因为大众传播的发达而愈显爆发之势，让人眼花缭乱，那原本是人们蕴积已久、破土而烧的心灵地火。看似是本土感性的凌乱缘于域外理性的介入，但这种凌乱也在理性的加持下爆破了对自由恋爱束缚更多的旧有观念和礼俗，创生出中国现代史上亿万耀眼的人生宇宙，对民族智慧的启发推动贡献尤殊。
梁启超与李蕙仙与王桂荃、鲁迅与朱安与许广平、胡适与江冬秀与韦莲司与曹诚英、郁达夫与孙荃与王映霞、戴望舒与施绛年与穆丽娟……还有“呼兰河”的萧红、“酒后”的凌叔华等，他们的爱情与人生选择代表了不同的婚恋范型，释放出何其多彩的意义。承担了更多爱恨情愁和时代冲击的前人，以自身生命能量凝结出标志性的人生沉浮与爱情往事，让人不思量，自难忘。早的，当然还有让人缅怀的沈复与芸娘，在礼教世界悄然觅得一处典雅空间安置爱情，其心灵之温存，思绪之恣肆，情调之成熟，糅合了古典之美，是中国现代爱情观的先声。
自然，也少不了张爱玲，在自传体小说《易经》中她说“爱情是神圣的”，这是她母亲那一代“在刚发现爱情与西方世界”时的口号。港大同学问世上是否有爱情这回事，张爱玲答“有”。然而，开风气之先者未必得风气之惠，普通大众跟风在其后的时代波涛中却有可能将个人幸福“落袋为安”。这说明了中国人的婚姻观中实际存在的新我与旧我：为爱结合是新我，为各方利益承担责任并合于“礼数”是旧我，旧我裹挟新我，新我征战旧我，构成延续至今的爱情观转型叠加态。
新算法 新史诗
互鉴知短长，融合以发展。《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人类的前途取决于人们的觉悟程度。从原始社会的血缘婚、兄终弟及的收继婚到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的确走了几千年。但慢走也并非一无是处。守持着顾念家庭责任的传统优势，中国人的爱情观已经走进现代、包容的健康之境。这确实是一个融合与研磨的过程，正如康德所说：“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与其在个性、标准、条件的世俗博弈中延展铺陈，不如多一分理性建构第三视角，从更高维度审视自己和“那个人”的激情与灵魂，这个“审视”就是你的算法，是基于信念和认知的一整套“心灵硬件”，更是一种引力和愿力，有可能帮你把心仪之人推送前来，也许就顺顺利利做了决断亦未可知。这第三视角，就是看看自己在群体爱情观中的沉浸程度和自觉程度，了解自身具备的文明特质与时代进程的匹配情况，实现爱情能力和个人魅力双升级，说不定能就此填补自己的历史性爱情空白，创造出新的人生史诗——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爱情观，似可视为于三观之外的第四观，是生命受文化传统和时代社会深刻影响后，开出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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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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